●金实秋
汪曾祺与居里安是在美国相识的。汪曾祺1987年9月应安格尔、聂华苓之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居里安得知这一信息，赶到波士顿与汪曾祺见了面，并进行了交谈。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汪曾祺在给夫人施松卿的信中高兴地“汇报”了这件事。他写道：
在波士顿遇到法国的一位Annie女士。此人即从法国由朱德熙的一位亲戚介绍，翻译我小说的人。她（和她的丈夫）本已购好到另一地方（我记不住外国地名）的飞机票，听说我来波士顿，特别延迟了行期。Annie会说中文，甚能达意。她很欣赏《受戒》《晚饭花》，很想翻译。我说《受戒》很难翻，她说“可以翻”。她想把《受戒》《晚饭花》及另一组小说（好像是《小说三篇》）作为一本。我说太薄了。她说“可以”。法国小说都不太厚。Annie很可爱。一个外国人能欣赏我的作品，说“很美”，我很感谢她。她为我推迟了行期，可惜我们只谈了半个钟点还不到。Annie很漂亮。我说我们不在法国，不在中国相见，而在美国相见，真是“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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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居里安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近代现代中国研究研究员,对中国当代文学尤为关注。她翻译过陆文夫、韩少功、李锐的小说，评价过苏童、余华的作品，与张炜、史铁生、何士光、潘年英等作家亦有交谊，但她最喜欢的作家是汪曾祺。
有一年11月20日下午，在一艘长江游轮上，她接受了腾讯文化记者的采访。面对记者的提问，她侃侃而谈，直言相告。
汪曾祺（1920—1997）
居里安告诉记者，她翻译的第一个中国作家就是汪曾祺。她说：“我特别喜欢他小说中的文化氛围。他描写20世纪80年代的眼光，使用了20世纪40年代的民间文化资料，给我很多启发。”“我非常喜欢他的审美态度。他恢复了一些传统，让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发现几十年前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性。”“他的语言朴实、深刻、很简洁、很美，让人感动。”面对长江风光，居里安赞叹地说：“汪曾祺也画画。今天我坐在船上，真的感觉是在看一幅打开的中国卷轴山水画。汪曾祺的文学也像画一样，即视性很强。他擅长写短篇，在很短的篇幅中虚实结合。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很喜欢他。”
她在论及汪曾祺的作品时深刻地指出：“汪曾祺最早尝试文学语言的非权力化，最早致力于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命题。”这两个“最早”，别具慧眼，颇见卓识，可谓是“最早”阐发了汪曾祺小说的时代特质和历史价值。这两个“最早”，正是汪曾祺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重大贡献。为此，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居里安是对汪曾祺理解最深的汉学家。
易德波著作书影
汪曾祺对在美国与居里安的“有缘”印象甚深，他曾在1988年写的《自报家门》和1991年写的《我的家乡》中都提到了那次见面，并反复提到居里安对他作品中“充满了水的感觉”的评论的赞许。
汪曾祺说，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打算翻译我的小说。她从波士顿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已经订好了飞机票。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把机票退了，好跟我见一面。她谈了对我的小说的印象，谈得很聪明。有一点是别的评论家没有提过，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我想了想，真是这样（《自报家门》）。
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在文中一开头就从居里安说起——
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听说我要到波士顿，特意退了机票，推迟了行期，希望和我见一面。她翻译过我的几篇小说。我们谈了约一个小时，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过。
汪曾祺再三说起居里安关于“水意”的论述，这殊为少见。正如他的公子汪朗所言，“爸爸对于评论他的文章，一向都不是很在意，认为能够搔到痒处的不多。知道有写他的文章，他也会拿过来翻翻，一般看完就拉倒，好话坏话都不太往心里去，除非真能说出点道道来。”居里安对他小说的品评，显然是说出“道道”了。
汪曾祺与居里安在美国第一次见面后，还有过几次接触。1988年9月，《北京文学》在北京海运昌召开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居里安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她撰写的《笔下浸透了诗意——沈从文的〈边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被收入了《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专辑》。1989年1月，居里安翻译的法文版《岁寒三友》出版，该书收入了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居里安给汪曾祺寄了样书。1994年6月，汪曾祺与居里安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还有李锐。1996年7月，居里安致信汪曾祺，并给汪先生寄去了“出版授权书”，希望汪老同意在法国出版他的小说集。同时，向汪老简要说明了此书为何拖至两年未能发表的原因。此信的译本原件放大后，被置放于高邮汪曾祺纪念馆中，引起了广大观众，尤其是大中学生们的好奇与关注。
据汪曾祺妹婿金家渝说，汪先生告诉过他，居里安曾提议在高邮湖畔建一个像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那样的场所，就以汪老命名，每年邀请一些作家住在这里，进行写作、交流，她来出资（聂华苓也向汪老说过），但汪老都拒绝了。
1994年6月14日，汪先生应邀到江苏省戏剧学校讲学，我拿了刚出版不久的《汪曾祺文集》（陆建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请他题词，也许是又想起了高邮、想起了居里安，他略一沉吟，提笔在小说卷的扉页上写了七个字：
文中半是家乡水。
因扬州曲艺结下的文学缘
——汪曾祺与丹麦汉学家易德波谈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汪曾祺曾与丹麦的女汉学家易德波有过交往，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易德波，原名易伯克·卡尔达娜，易德波是她的中文名。她1945年出生于丹麦的利波市，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时即攻读中国文学，并撰写了学术论文《扬州语言音乐和古代隋唐广韵的比较》。1980年、1984年曾先后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1986年11月3日至6日，她与汪曾祺都参加了在上海金山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讨论会期间，易德波认识了汪曾祺，并与汪曾祺就扬州评话的问题进行了交谈。为支持帮助易德波的学术研究，汪曾祺向易德波介绍了陈午楼和陈汝衡。
陈午楼是汪曾祺的老朋友。当年汪曾祺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用邓友梅的话说“是老舍、赵树理的大管家”；也正如黄永玉所言，“汪曾祺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他与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有广泛的联系，陈午楼就是其中之一。陈午楼与扬州曲艺艺人颇有交谊，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扬州评话的研究较为深入，所以汪曾祺向易德波介绍了陈午楼。上海的讨论会结束后不久，易德波便专程去了扬州，并在扬州停留了一个星期，不知什么缘故，她没有见到陈午楼。1989年，她第二次赴扬，这次在古城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她与陈午楼见了面，还在陈午楼的陪同、帮助下，走访了十多位扬州曲艺艺人，大街小巷留下了他们无数次骑自行车的身影。此后的三十多年里，易德波竟然到扬州达十七八次之多，其间还到访过汪曾祺的家乡高邮。
在陈午楼等扬州文化学者和曲艺艺人的帮助支持下，易德波陆续编著出版了《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说唱文学》（与陈午楼合著，又作《中国说唱与陈汝衡》）《扬州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活动》《扬州评话探讨》等多部著作，被学术界认为是有史以来西方学者对扬州曲艺和口头文化作出的最深入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她还持续四次邀请扬州评话艺人去西方演出，为在世界艺坛传播扬州曲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易德波没有忘记汪曾祺、陈午楼及扬州曲艺艺人给予她的扶助，她在《扬州评话探讨》的“前言”中有两段话，由衷地表达了她的感恩之心和缅怀之情。她说：
某一次的巧遇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早在1986年，作家汪曾祺先生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对我提到了扬州陈午楼教授的名字。（而与陈教授的见面，却是三年之后的事……）
在扬州艺人的环境里，我得到的友情和支援是我从来都不能想象的。把毕生精力献给扬州评话研究的陈午楼先生，毫无保留地用其所知来支援我的研究，并且像对待女儿一样帮助我。
汪曾祺还向易德波介绍了陈汝衡。陈汝衡其时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是著名的曲艺理论家，所撰之《说书史话》《宋代说书史》《陈汝衡曲艺文选》等，为曲艺界的重要著作。易德波与陈汝衡当有所接触，但时间不长，因陈教授1989年就去世了。陈午楼与陈汝衡既是同乡，又有同好，交流较多，交谊颇深。易德波与陈午楼合作所写的《中国说唱和陈汝衡》一书，不仅具有学术性，还有一定的纪念性。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有汪曾祺于1990年3月19日给陈午楼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8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国际讨论会上见到易德波女士，她向我询问有关扬州评话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一个挪威人（应为丹麦人——作者注）有意研究扬州的评话，很有意思，就向她介绍了陈汝老和你。想不到她后来当真跑到扬州找到了你。洋人治学，大都很有钻劲。不过外国人谈中国事终是隔了一层，她能否写出比较有分量的文字，我有些存疑。
现在看来，“很有钻劲”是说准了，至于“有些存疑”，若汪先生地下有知，可回眸一笑，完全消除矣！
现在有必要补说一下杜海了。在着手写这篇短文前，我特地与杜海通了电话。因为，汪曾祺写给陈午楼的那封信的原件，是陈午楼委托杜海转交捐赠给高邮汪曾祺纪念馆的。
杜海是我的老朋友，曾任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任职期间，曾多次接待过易德波，还陪她采访过不少扬州艺人。易德波与杜海闲谈时曾说到过汪曾祺，易德波说她在认识汪曾祺之前，就看过汪先生参与编辑的《说说唱唱》。在上海是第一次见面，她对汪先生印象很深，说他喜欢眯起眼睛看人，笑嘻嘻的，是一位和善可亲的老人。
说到陈午楼，杜海话更多了。陈午楼在扬州职大任教时，杜海是他的学生。陈老师很喜欢这位尊师长、重情义、又喜好扬州曲艺与文学创作的年轻学子，他们持续了几十年的师生之谊。所以，陈午楼才在病危之际，把捐赠汪曾祺信一事郑重地嘱托给杜海去了此心愿。杜海听陈午楼说过，他与汪曾祺是老朋友，汪曾祺编《说说唱唱》《民间文学》时，就与其有联系，还向他约过稿子、通过信，交流商讨过有关扬州方言、扬州曲艺方面的学术问题。陈午楼很尊重汪先生，与杜海闲聊时若提起汪曾祺，总是那么真切，那么亲近。
易德波也与韦明铧几次谈及汪曾祺。韦明铧是知名的扬州文化学者，对扬州文史研究甚深、著述颇丰，被誉为扬州文化的守望者。他对易德波的扬州曲艺研究多有支持，易德波请教相关问题或求助相关资料，韦明铧总是尽其所能，易德波很是感动，以至在广陵书社所出版的《说书：扬州评话的口传艺术》后记中，她也要标明：“韦明铧为本书策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路”。易德波曾告诉韦明铧，她见过汪先生，对汪曾祺的作品有兴趣，对高邮也有兴趣。他们在谈及高邮到扬州的运河小轮船上卖唱的扬州曲艺艺人时，韦明铧告诉易德波，汪曾祺小说《露水》写的就是旧时小轮船上唱扬州清曲艺人在船上的卖唱生涯。易德波还问过韦明铧，汪曾祺有没有写过评话；韦明铧说没有正面写过，但在小说《皮凤山揎房子》中，一开头就写了一大段扬州评话《清风闸》中的皮五辣子皮凤山。韦明铧还陪同易德波到高邮去采访扬州评话名家康重华，他们在汪先生的家乡转了转，走到古城南门老街时，韦明铧指着路旁的一幢两层小楼调侃说：“武松杀西门庆的狮子楼就是这样。”易德波会意地笑了。易德波对扬州评话的痴情，达到非常的程度。她到扬州来过很多次，韦明铧亲眼看到她从一个金发女郎变成了亚麻头发的驼背老太。其间到高邮的次数，肯定不止一次。
在易德波的“前言”中，她还提到了李荣。她说，“早在做此专案的初期，我就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荣教授，并与他进行过讨论，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并向我推荐了一些扬州方言学方面罕见的书籍”。这位李教授，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挚友；李荣、朱德熙和汪曾祺三人是亲如兄弟的知心知音的“铁哥们”。李荣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语法学、方言学等研究方面有优异成果和极大贡献。易德波虽未提及访问李荣为汪曾祺所介绍，但我揣度极有可能是汪先生之书面引荐或口头提及，因为，汪曾祺不但熟知李荣其人其学，且他又是一位乐于助人的“老头儿”，虽目前尚无证据，但亦非我凭空臆想，且留此存照，以备待考耳！
作者：金实秋 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汪曾祺研究会副会长、江苏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秘书长等。
校对 盛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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